早在1761年,已经被汉文化浸淫透彻的乾隆皇帝就给远在西南边陲的通海赐了一幅匾额:礼乐名邦。这四个字至今镌刻在通海文庙宽阔得出奇的照壁红墙上,俯瞰着整座通海城和通海坝子。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战争、灾荒,以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它们仍刻在那里。据说原来这四个字题写于通海古城南门月城的照壁之上。不管它们题写在哪儿,有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对通海来说,礼乐名邦这几个字并不仅仅是刻在墙上或匾上的,而是刻在通海人的心上。乾隆皇帝也并非道听途说、随意杜撰。那几个字就标示着通海的灵魂,是从通海的山水大地上蒸腾钟毓而成的,是通海人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积淀传承里陶冶铸就的。它们是砸不掉、抹不去的。
我能毫不困难地想象出,数百年前,地处滇中南交通要冲的通海已然到了一个经济文化的高潮时期,精明能干的通海人辛勤耕耘埋头苦干,渐渐发达了起来,有了余钱请来能工巧匠,一斧一凿,精雕细刻那些众多的庙宇和自己的房宅;他们也有了余暇自己抚筝捏管,吹拉弹唱,于乐曲声中细细地、深深地体味生命的韵律。
在著名的秀山风景区脚下的通海文化馆内,我们有幸聆听到了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的通海洞经古乐。演奏者中有老有少,老的年近90,少的才20出头,有的是乡村小学教师,有的是文化馆干部,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官员,甚至还有做糕点的个体户。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退休,为了继承和弘扬通海的洞经古乐,常常聚在一起切磋演奏。
此时他们正襟危坐,只听一声曲调名报出,乐声在月夜里响起,声出如丝,裂石穿云;清音亮彻,听者销魂。
我的文字老前辈袁宏道曾这样描述过好的音乐:“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通海人也曾这样描述过他们听洞经时的感受:“闻新声而忘倦,听古乐而尘消。”通海洞经古乐当之无愧。
数曲终了,带着许多疑问赶快向才放下唢呐的张家训老师请教。张家训老师说起通海古乐来,简直是如数家珍。据张家训老师介绍,通海洞经音乐萌芽于元,形成于明,兴盛于清。而通海古乐的渊源更早更芜杂。还在唐代,往来通海的汉人渐多,并与通海的原住民交融,形成了“夷汉杂处,喜讴歌”的文化氛围;宋时,通海一系列寺庙观阁相继建成,佛道二教的音乐随之在通海民间流传;元代,蒙古族大批落籍通海,当年作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曲陀关“人物繁盛,市肆辐辏”,各种乐舞,经日不歇,北曲及大漠之音已在杞麓湖畔回荡;明代初期,江南子弟的西征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通海的民族构成和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江南北的传统习俗及音乐文化在这里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明末清初,大西军两次进驻通海,作为军歌的陕西秦腔也在通海传唱。以上种种,都构成了通海古乐丰厚的艺术底蕴。
恰在此时,通海河西出了个葛中选。葛先生字见尧,号淡渊。他于明代万历年间在数省为官,官至苑马寺正卿,为当时大音韵学家兼音乐家,被誉为“绝学名儒”。他辞官后回到通海隐居于溶湖畔,潜心研习音律并结社教授音乐。他编著有《泰律》十二卷又外篇三卷,将散于民间的南曲北音、川秦楚声、江浙时令和本地民族音乐等等汇集整理,并与通海的山光水色相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音乐理论源泉。之后通海历代熟谙音律的先生,以《泰律》为指导,把流散在民间的古乐收集整理改编成册,并予以代代相传光大。
据专家考证,洞经音乐元末就从四川传入,通海的洞经音乐从此兴起。在接受从大理传来的《大洞仙经》以及一些启蒙曲调后,通海的文人学者和官宦士绅根据经文诗句格式及其音韵特点,竭力追求高雅、静谧、深沉、庄严的音乐风格,并按照通海自己的“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谈演宗旨,在通海古乐曲里精心选择部分曲调作为谈演洞经经卷及礼仪伴奏,好的保留,不适的另选。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由大理传入的曲调渐至失传,历代通海文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将通海古乐不断地选择移植的洞经里,同时吸收外地的祭孔音乐及道家经曲,进行细致的改编和发展,并加上自己创作的乐曲,最后形成了现在这种具有江南韵味、北方音律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通海洞经音乐。
洞经音乐分经文曲和器乐曲。经文曲先以道家经文演唱,后来逐渐改填唐诗宋词,并借鉴诗词曲牌名以冠之,使通海古乐更加高雅动听,并“冠冕南洲”。
像“一江风”和“蓬莱宫”情调典雅,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是大漠之音和水乡之韵相结合的经文曲;“小桃红”具有明显的江南韵律及北方三十里铺的音型,舒缓柔美,飘逸空灵;“新荷叶”和“河南怨”又有显著的通海本地民族民间小曲特色;“功课”和“仙家乐”则由道家经曲改变而来;而“老羊调”等又是通海的洞经先生的精心创作。
后来我们又两度到张家训老师府上拜访。在张老师家里,我们看到了他家世代珍藏的明代古琴“雪夜钟”,造型虽然不像它的名字那么诗情画意,但那古朴却让人难忘。还有一部刻印于清代雍正二年的6卷“琴谱大成”更让我们开了眼。张老师还保存下曾为通海古乐贡献多多的张家熊先生在“圣文学”会成立日的合影和张云涛先生1929年在上海音专学习时的照片。张云涛和聂耳同时同道,又为同乡,多有书信来往,可惜都毁于历次政治劫难。
我们还在张老师处得知,洞经音乐往往在一个个宗教圣日或四时节庆或洞经会里的某人骑鹤西去时演出。这音响无疑成了人们形而上的追思落到实处的纽带和管道,人们用它与各方神灵沟通、倾诉,与自然的律动交流合拍,与逝去另一世界的故人的灵魂对话,相互慰籍。
明清以降,通海乐人既在私家庭院小聚雅奏,也在公共场合组织谈演,借助各种庙会祭典扩大影响。由于古乐深得人心,使得庙主和信士们离不了古乐,反而争相邀请,通海古乐就在参与城乡的庙会庆典中成长壮大起来,会社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自清代康熙年间在秀山成立朝山会始,到解放前夕,通海县城就有了“桂香会”、“同文会”、“五圣会”、“圣文学”、女子“妙善学”等洞经乐会,邻近的河西有“兴文学”、“振文学”,其他乡镇均有洞经会。
每逢洞经谈演,无论文人学士,还是敝屋贫户,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起码也是洗得干净清爽的衣服,冠带整齐,前来洗耳恭听。听古乐并非为了听音响,而为了听一个文化,一个深厚充沛的文化。
于是,洞经音乐成为通海上空萦绕不去的云朵,洒下雨露甘霖滋润着通海人的生命和生活,伴随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成长、变革、发展。
在张家训老师身上,就足以见到通海洞经音乐源远流长和底蕴丰厚。张家熊就是张家训的外祖父,张云涛是其二叔。而张老师的母亲自小就擅笛萧,父亲的古琴弹的很好,张老师从小耳濡目染,六岁不到就开始学音乐,放学后常跑到外祖父家或二叔家习乐,工作后更在通海滇剧团搞音乐设计和编剧,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搞洞经音乐。对于修习洞经古乐来说,情感是必修的培育。吃喝嫖赌和吹大烟之流,是不能碰洞经的。
自古以来,通海就以文人学士众多而闻名,他们崇尚孔孟儒学,“以礼作乐”,在每年的文庙祭孔仪礼中,他们演奏的雅乐,其中不少就是传入的南北曲及洞经曲调。他们代代相传,形成了传习通海古乐的由官宦、士绅、文人、学者以及商贾、富家子弟等组成的群体,他们既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用通海人一般的话来说,一要子弟二要钱,三要工夫四要闲。
不仅如此。即使是乡野农夫,也是通海洞经古乐的修习者和传承人。
在曾为通海县治所在的河西镇,我们穿街过巷,寻访到一支还活跃于民间的洞经会,67岁的苏为植会长和60岁的高其东副会长一会儿就为我们召集了几位会员,立马就奏了几曲,同样有板有眼,颇具功底。苏会长讲,他们1985年就恢复了洞经会,会里有十七八个人,虽然大多数为种地的农民,虽然以前会里的东西只留下一只大木鱼和一块圣牌,但也能演奏二十多个曲调,要有文明礼貌的人才能入会,在当地相当受尊重,每年河西走高台时,洞经都要走在前面。他们还经常受邀请到各地演奏,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被称为“洞经先生”。解放前就参加了“兴文学”的许钟书老人告诉我们,他自小就爱好洞经,有机会就跑去听,16岁参加“兴文学”时,先从擦香炉、收香案做起,三年后才能弄乐器,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就去谈演,现在76岁了,仍放不下洞经,还跟着大家四处谈演,也算是自己一生的爱好和功德。
这是一个一度消失又重新活过来的古老文化。改革开放后,通海的推动竟古乐会又恢复发展到十几支,保存下的曲调有四五十首,演出技艺更有提高。“弦歌萧管到处有,万籁清音不可求”。
对我们当代人来说,早就失却了那份优雅、坦然和沉稳。通海古乐正好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宁静祥和的境界。
(图片文字摘自《云南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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