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的灵山秀水，蕴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被人们尊为
“天官”的赵士麟，以其显赫卓著的政绩，勤政廉明的官风，端重谨慎的人品和渊博深厚的学识文章，名重当时，成为清初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赵士麟，字麟伯，号玉峰，云南省澄江府河阳县(今澄江县)人。1629年生于一个清苦的寒儒之家，世代以耕读为业。时值明末之乱，深受官匪流寇之害。曾因孙可旺粮官征粮，逼迫太急，代父前往，被打得体无完肤。他的青少年时代，虽家贫如洗，遭受无尽灾难，但志薄云天，性存高远，发愤攻读群书，醉心儒业，曾随马五全先生求学于罗藏山宝华寺，从醒觉禅师受业于东浦华藏寺，学问人品，出类拔萃。1659年，县试以榜首中秀才，第二年乡试中举，1664年入京会试，中进士。1666年，任贵州平远府推官，从此踏入仕途。在平远两年，以地方间的安宁、百姓的悲欢为己任，为地方治安费尽心机。1668年，调河北容城县为县令。一到容城，赵士麟惩奸除恶，安抚反清志士，巧妙地协调满汉冲突，大兴教化，恢复正学书院，治容城五年“正身率下，兴教阐道，德化大行”(崔蔚林《敬一录·序》)。由于治容有政绩，1674年，破格调入吏部。他谨慎勤职，精明干练，深得上司赏识，多次向康熙举荐，特别是他上的《台湾善后疏》，很得康熙看重，在朝野声望倍增。1684年，外调任浙江巡抚，在浙仅两年，
政绩卓著，为浙江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也是他为官最辉煌的时期，深得百姓和康熙的赞誉。1686年，调任江苏巡抚，次年调兵部任督捕侍郎。1689年调吏部，任左侍郎，他“进退天下大，振起颓庸，卓然有古大臣之风”(《玉峰先生轶事》)。1899年，因病辞世，享年71岁。
赵士麟36岁为官，在任35年，严谨勤职，守正爱民，体下而不逆上，忠君而又惠民，能在上下冲突之间，委蛇迂回；故而仕途上平步青云而无大起大落，在险恶多变的官场中体现出他斡旋有致、运筹周全的治国才能和政治智慧。这并非虚承之言，从以下的事迹中，可得一斑。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朝后期，曾被荷兰人所据，1661年，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迹，郑成功率众赶走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但对清政府而言，却又是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康熙继位后，很重视台湾的招抚工作，为了实现台湾的统一，清政府曾四次派大员与郑经会谈。可郑经仍坚持台湾若能像朝鲜一样，承认其独立地位，才肯与清政府合谈。1681年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倾轧激烈，康熙毅然决定趁机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委任施琅、姚启圣率兵平复台湾，1683年6月，郑克爽在清兵武力的威慑下投降，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可对台湾的善后问题，朝中颇有争议：以大学士李光地为首的一派主张放弃台湾，建议把台湾放给红毛(荷兰人)，让他们每年进贡即可；而以赵士麟、施琅等人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镇守台湾。赵士麟上《台湾善后疏》指出：“目今国计之大者，莫过台湾善后一策。……此土膏腴，五谷无不可艺产，……夫澎湖一隅耳，明时尚守之，况台湾之大哉!”康熙当然也不肯放弃台湾，但他有他的顾虑：若派员入台，又怕像郑氏、三藩那样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不服朝训，何况台湾独处东海，易守难攻。赵士麟针对康照的顾虑提出了具体办法：设一府两县，再设一总兵镇守台湾，设一副将镇守澎湖，隶属福建总督衙门，军政相互牵制，在以台湾的课税供驻兵所需的军饷，朝廷略作添补即可，所选官吏提高官俸，三年一换……。他精辟的见解深得康熙赞许。以他所奏，圆满地解决了台湾问题。他的见解促成了康熙对台湾善后问题的决策，实现了中国领土的统一完整，对后世的台湾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若以李光地等人的意见，那今天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十分理直气壮了。
1684年5月，他又呈交了《舟山展复事宜疏》，提出了移内地之民入舟山群岛垦荒屯田的问题和方略。1646年，清朝刚定国，边海盗贼四起，处于想巩固海防又无军饷和孤立郑氏集团两方面的考虑，下令舟山、崇明各岛的居民迁入内地，以靖海防，遂使东海各岛荒弃很长时间，荷兰殖民者和日本海盗已垂涎三尺，伺机占据。“三藩”之乱和台湾问题解决后，任浙江巡抚的赵士麟率人巡查沿海兵防后，深感舟山为浙江的门户，兵防十分重要，再加上原籍舟山的百姓也深怀故园之思，于是向康熙提出建议：复迁原籍在舟山各岛的百姓回岛，开垦荒田，再移兵镇守。６年后，以各岛的赋税养镇岛的兵卒。既可缓解朝廷裁兵引起的矛盾，减轻军费开支的负担，又可断绝荷兰、日本或其他入侵者对舟山的不良垂念。试想，当时若无此举，那舟山各岛难免被他人所占，对后世遗患无穷。
《台湾善后疏》和《舟山展复事宜疏》，闪烁出赵士麟宏大深远的政治智慧和缜密严谨的政治韬略，而他在浙江时的一系列善举，则又展示出他的官品和才能。
他任浙江巡抚时，曾主持了杭州历史上一项有重大影响的水利工程，那就是疏浚杭州运河。杭州自古为江南繁华富庶之地，城内的河道，待别是穿城而过的大运河，由于多年不治，泥沙淤积，致使舟楫难行，严重影响了杭州的交通。每每炎夏之日，恶臭熏天，阴雨之际，浊水注入民房，百姓为此所苦。自明代以来，历任官吏均商议疏浚之事，可预算资银，需10多万两，都纷纷畏难而缩手，以致河道淤积近200年，百姓只好望河兴叹。赵士麟一到浙江就立志开通城内河道。为了这项惠及杭城百姓的工程，他亲自实地勘察，四处寻访治河良策，可官吏士绅都畏惧耗资太大，纷纷谏阻。赵士麟拨银4000两，以阻滞最利害的回龙桥一带作试点，仔细测算所需的工时和酬劳，预算结果无需10多万，打消了士民的畏难心理。又采取官拨资银和民间集资相结合的办法。他首先捐银200两，杭州士民深受感动，官吏士绅商贾富户，纷纷捐资，百姓治河情绪高涨趋之若骛，一个个苦得蓬头垢面，只2个多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疏通河道7600多丈，耗工20多万，耗银仅13000多两。200多年的运河水患得以根治。杭州百姓把他和唐代修白堤的白居易，宋代建苏堤的苏东坡合称三贤。
用私银代民还旗债又是他在浙江的一大善举。他到任之前，留驻杭州的满旗营兵曾向老百姓放债，称”印子钱”，实际是一种高利贷。朝谋夕食的穷苦百姓、小商小贩迫于生计，纷纷借贷，可到后来，积债太多，连本带利30多万两，旗兵催逼债务，以致于很多百姓赊田卖屋，妻离子散，到后来发展到旗兵殴人致死，酿成血案，百姓苦不堪言。他代民多次与将军都统协商，均无结果。正在左右为难之际，赵士麟闻报他母亲由于其弟被吴三桂逼死，变卖澄江家产，迁移浙江的消息。他毅然决定将变卖家产的银两为百姓还旗债。于是他在城外截住母亲，请求母亲出银1万。其母万氏深明大义，把变卖家产的1万两银子给了他，他派人送到旗营。旗营将士看到滇银，感动不已，作出让步，只要本不计利。杭州官吏知道赵士麟以家产代民还债后，也纷纷出资代偿，旗营将士更是感动涕泣，最后干脆连本也让掉，只收下3万两就当众烧毁一切债券，兵民敬之如父母。
他在杭州的政绩还很多，比如以很机敏沉着的手段制止了因裁兵而引起的哗变，创设救火兵以制止杭州火患，以很强硬严明的政策整治杭州奢华之风，创办敬一书院，主修《康熙浙江通志》等。他在浙江两年，离任时“颂声如雷，有天地父母之感”(《赵玉峰先生集传》)。 他离任不久，杭州百姓集资在西湖敬一书院为他建了一座生祠，称赵公祠，可惜现在已毁，原址是现在的西湖宾馆。
赵士麟任督捕侍郎期间，专管逃人事件，他对清初的逃人法颇有看法，但在不废止之前，他只能在法中变通，于法外开恩，拯救了不少无辜。任吏部左侍郎的十年间，他谨严机敏，恪守清操，对官吏的升迁、考核、罢黜，一丝不苟，慎而又慎，刚正而不失宽厚，廉明而又谦和，深得康熙倚重。曾有人因被黜官怀恨在心，上书毁议他，康熙不以为然。他去世时，正好康熙巡幸东北，无法返京，深感惋惜，差人传旨给予厚葬，而后封荫三代。
赵士麟的学识文章也和他的政绩不相上下。他一生致力于理学，把理学中“明性、正心、慎独、躬行、笃伦、改过”等修身精义作为他为人为官的准则，平生主敬。常说“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体便松懈；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敬一录》)。正是这些思想造就了他对人对事、对上对下、对父母对职守的谦诚与严谨。他对理学及儒家经典奥义阐发之深之透，为朝野官宦名贤所共誉。他的文集《读书堂采衣集》有相当内容记载着他对儒家经义的阐发和名宦学者向他请教学问的应答。当时康熙最看重的大臣，号称“国朝第一”的大学者张英称他：“以如潮如海之才，发有体有用之学”，说他的文章“博丽沉雄”、“浩翰奇放”。而其他散文，像《河阳游记》、《藤花记》、《金碧园记》等，或写景状物，或托物寄情，或倾诉亲情，至情至理俱蕴，感人极深。
他还精于诗赋，《读书堂全集》收录他的诗千余首，赋七八篇。他一生所到之处，均有题咏。《滇南诗》纪咏乡山水风物；《北征诗》记述他北上赶考、做官的经历和情感；北京做官时的诗作则集中于《丁卯至己巳诗》中；300多首《咏史》诗则展示他对前贤的追怀与评价。他的诗，或即事感怀，或托物言志，或援古寄今，或写景言情，内容广泛，特别他对各地山川景物的描写，很有精到之处。
他的书法也名重当时，尤精于行草，行书取法二王，草书有张旭余韵，“神明变化如游龙，别具清刚志健之气”(《赵玉峰集传》)，与元江马汝为、昆明虞世缨、赵士英被称为“滇中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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